艾滋咨询员背后的抑郁

　　艾滋病咨询员每天听到的都是哭泣，有时候他们自己也在咨询中哭泣。
　　豆子就目睹过一个人间最美丽的故事：一个13岁的女孩，父亲前几年去世了。继母被确认是HIV感染者后对女孩说：“去找你的妈妈吧，我不能再抚养你了。”女孩摇摇头说：“我要陪着你，我要学习艾滋病的防治知识，好好照顾你。”但是，艾滋病好像是一个放大镜，有时把人性的善放大成一个奇迹，有时又把人性的恶放大成一具可怕的骷髅。过去20年的临床工作，让豆子常常有一种沮丧：“咨询员工作没有成就感”。
　　“很多时候，在路上遇到接受过我咨询的求询者时，他们都装作不认识。尽管我知道，要保护好他们的隐私，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更有信心，但形同陌路的擦肩而过，让我心里满是失落与凄凉，我的工作让我连起码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都无法得到。”豆子说：“更糟糕的是，这样的情绪，我不能向家人倾诉，不能向任何人谈起，因为这是咨询员的工作原则。”
　　对许多医务人员来说，直面那些严酷的、常人难以理解的社会现象，面对那些与他们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完全不同、又不能进行道德评判的社会边缘人群，每天他们的内心都会产生很大的矛盾冲突。这个在求询者眼里充满责任心、每次都要反反复复告诉求询者“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过来找我，不愿意过来，可以打电话”的咨询员，下班后总是心情压抑。“每天面对那么多的人间苦难，怎么可能把生活和工作完全分开”。有时候，他会找一个地方发泄一下，大喊大叫或者狂奔乱跑一通；有时候，他会闷头和朋友打牌，不管输赢，只为了把压抑的情绪转移一下；有时候，他会开着车到郊外走走，让心情暂时放松。

　　而且，无论是什么身份的咨询员，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工作条件：他们的咨询室都不大，有的只有10多平方米，甚至没有窗子，咨询员和感染者之间仅仅隔着一张桌子。许多感染者都会并发结核病，在和咨询员面对面时，他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还会大声地咳嗽，而咨询员却不能戴口罩，也不能躲闪。“那样做了，就是告诉感染者你害怕了，有了这种感情上的距离，感染者怎么信任你？”有的求询者会在咨询室里不断地发出绝望的吼叫：“让我去死吧”，有的甚至真的会从咨询室里往楼下跳，这个时候，咨询员的压力都非常大，非常焦虑。
　　有的咨询员还遭遇过患者的大吵大闹甚至恐吓威胁。“有高风险的职业，就应该有一些化解风险的机制。但现在并没有这些机制，我们只能自己保护自己。”
　　“但是与他们付出的情感、精力、努力、贡献相比，他们得到的关怀太少了，尤其是他们的心理压力问题。”有人这样表示，国外的心理医生，都有着比其他行业长的带薪假期，以让他们在长假里排解他们的情绪。然而在我国，由于求询者太多，工作人员太少，有的艾滋病咨询员甚至连国家规定的每年15天公休假都休不了。
　　专家说：“虽然一次次面对挫折、背叛、失望、死亡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下一次的面对会更容易一些。艾滋病咨询员能承受多少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？在艾滋病咨询员的职业生涯里，责任是一种刻骨铭心地痛，责任是埋在内心深处的悲伤，责任是没有闲暇、永不停止旋转的陀螺，责任是面对家人时强装的笑脸，责任是上了肩就无法卸下的担子。咨询员不应该独立作战，他们的背后应该有一个团队和制度的支持，当他们支撑不住的时候，有团队来帮助他们减压，让他们走出因工作带来的抑郁。”

　　病没了 心近了！陕西省皮肤病性病防治所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！

　　陕西省皮肤病性病防治所
　　（责任编辑：xw）